UTOPIES
pt.1
与某些特定的摇滚音乐人或是说唱歌手相比，纯音乐、电子音乐通常被认为与政治意义毫无干系。然而被认为具有“逃避”意味的功能性电子音乐，例如Electro 音乐也有自身政治诉求的维度。电子音乐作为LGBTQI+ 社群的底色自1970年代就开始，从Disco 到Techno，一种对于认同与自由的渴望通过俱乐部所具有的那种享乐主义和组织的情谊传达着。1990年代，锐舞派对现象的日益壮大遭到了英国、法国或是一些东边的国家例如美国的反对。一些相关场景逐渐演变为一种参与式的、社群式的、甚至有时是游牧式的文化，这与朋克时代独立的精神——D.I.Y(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变得愈发接近。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青年重聚之后纷纷表示出对Techno 音乐的认同，这同样在政治观念上有所体现，而后这座城市也成为了代表电子音乐场景的国际化城市。到了2000年代到2010年代，电子音乐家的创作及其想要表达的主题偏向于表达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与性别相关的问题。而在类似于乌克兰或格鲁吉亚这样的受专制政权支配的国家，电子音乐最终幻化成一种反抗形式，通过俱乐部提供的自由和DJ所播放的激进主义音乐来表达。
« DANSER ENSEMBLE,
SE BATTRE ENSEMBLE »
“一同跳舞，一同战斗”
舞曲的出现使一种更安全的场所得以诞生。俱乐部与社群的夜间会面，少数族群特别是LGBTQI+，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互相帮助，去解放、去自豪，免受歧视。
2016年6月12日，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中最血腥的事件之一。一个位于奥兰多俱乐部“Pulse”遭遇袭击，这里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经常光顾的俱乐部，而这家俱乐部最初光顾最多的是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面对Daesh（伊斯兰国）的恐怖行径，官媒起初都一直回避了恐同这个问题的维度，更多地聚焦于袭击的残暴性本身上。这种否定Pulse 俱乐部精神核心，对迪斯科的本质以及俱乐部对常客的意义进行了抹杀。在这片空间中他们可以安心做自己而不受外界社会的评判，他们可以坚持自我而无惧收到攻击。这种“更安全的空间”（也称“Places Sure”）的概念诞生于1970年代的Disco 与俱乐部文化爆发中。电子音乐在LGBTQI+ 复杂历史中起到了解放的作用，例如1970年代早期纽约的Disco 文化，与David Mancuso 在其自家中组织的一系列“The Loft” 派对。Mancuso 是一位出色的DJ，他将他的夜晚视作艺术创作的作品，将疯狂的声响带入到最微小的细节当中：音响系统以微米计算，氢气球在天花板上一线排开以获得最佳声场……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同性恋、黑人、拉丁裔组成的顾客群感到舒适与安全，这是一组由当时的非传统种族、性别与社会边缘人士组成的顾客群体。他们通过群体决议发放会员卡，并在进入派对时强制要求出示，这是一种必要的安保机制用来防止警察潜入其中，因为在当时两个男性之间跳舞仍属于非法行为。费城灵魂乐（由费城制作人组合Gamble & Huff 发明并发扬光大的风格）中深情且带有弦乐特质的部分被发展，各具特色的Diva（歌唱天后）与热情的节奏，歌词中解放的主题与咆哮的唱腔，Disco 在其风格初期是能够让少数群体起舞的音乐类型之一：包括同性恋群体与非裔美国人群体。然而在时代中，Disco 比它看起来的还要具有政治色彩。除了享乐主义与闪光的银色迪斯科球，这种风格还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促进了避孕药的发明，1969年6月的石墙运动爆发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第一步，以及激起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公民运动等。
纽约的同性恋俱乐部推广了这种风格，例如the Loft、the Garden（受到Studio 54 创始人的影响）或是Fire Island 法尔岛上的Ice Palace 俱乐部，那个位于纽约海岸边的小岛已经成为同性恋者性与爱和舞蹈的天堂。在纽约——一座处于经济深渊边缘的城市中，犯罪率居高不下，房租价格高得离谱，而Disco 则作为那个时代的配乐脱颖而出，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的边缘人士与艺术家，让这个城市无休止地沉浸在享乐气氛当中。俱乐部如雨后蘑菇一般不断冒出。每个周末，例如Xenon、Crisco Disco, the Clique 或是 the Electric Circus 这样的俱乐部门口都会排满人。DJ以真正的艺术家模样脱颖而出，再也不是以前庸俗的黑胶唱片播放者。通过maxi 45转唱片的发明，摇头丸在舞池中的效用也被延长了。Disco 场景下的热门场所Studio 54 将名流与陌生人揉杂在一起，同性恋、异性恋、毒品和香槟起泡、跳舞迷狂与性的狂欢。在不长的时间内Disco 都是这个时代最佳的音乐缩影，这是一个“做·爱”的时代，这即是字面意义上的，同时也是象征意义上的。这是Walter Hughes 在Disco 对“同志群体的影响”的课题中最确切的一种分析。在《Feeling Mighty Real》(1993, 发表于季度杂志 Rock & Roll）文章中，记者描述道：“同性恋的身份是基于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这些行为往往是群体欢乐与自我毁灭的结合体，这种对于Disco 音乐的投入，构成了一种愉悦的自我否定的行为，在其中他们体验到来自摇头丸的某种奖赏，并伴随着毫无节制的性。” 但烟花总是短暂的。大部分的白人异性恋美国人群体以其没有遵从良好的道德提出反对声音，Disco 音乐的生命也随之终结。Demolition Night 迪斯科毁灭之夜的爆发体现了公众的恐慌，负面的宣传促使唱片公司停止生产和销售这类唱片。这种流派也因艾滋病的爆发而受到抑制，这种流行疾病在当时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群体、少数族裔以及毒瘾者群体里，这无疑播下了恐慌的种子同时还带走了许多名人，包括DJ、变装皇后、设计师、音乐制作人、造型师、艺术家，也就是创造了那些夜间魔法的人们。
Des cendres du disco à l'explosion de la house
从迪斯科的灰烬，到浩室音乐的爆发
然而舞曲并没有消亡，它从它的同志文化基础中，从迪斯科的灰烬中再度重生。它借由House 和Techno 的出现得以重生，一种新的风格被那些公开出柜的同性恋DJ带入大众视野，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Frankie Knuckles, Ron Hardy, Ken Collier 和 Larry Levan 等人。1980年代早期的芝加哥，在The Warehouse 以及Music Box 俱乐部中，Knuckles 和Hardy 发明了House音乐，那是一种速度更快、乐段更加重复、更偏无人声版本的Disco 音乐。这种音乐形式摒弃了小提琴与人声合唱，摒弃了天后歌手的咆哮唱腔，转而发展一种由rhythm boxes 节奏盒子，早期的合成器与廉价采样器制成的音乐，在Disco 与欧洲电子实验音乐中也能这样的操作，例如kraut rock（德国酸菜摇滚）、italo-disco（伊泰洛迪斯科）、 EBM（电子身体音乐）或New Wave（新浪潮）。在底特律，Studio 54的DJ Ken Collier（在纽约的一种更加简陋的复制品）以此为基础发展了Techno 音乐，这是一种更加纯音乐的更加精神类的音乐，以对机器的狂热迷恋、科幻小说与未来主义为主要标志。同时在纽约，Larry Levan 作为Paradise Garage 俱乐部的驻场给了House 音乐更加灵魂乐式的精神，加入了声乐的色彩在里面，并对90年代纽约的俱乐部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Quand la house devient globale
House 走向全球之时
英国与同样在此阶段的欧洲国家用“异性恋化”与大众化的方式让House 与Techno 走向了流行。在1980年代最末期，英国年轻人一头扎入了“the Second Summer of Love 爱的第二夏” 当中，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从美国进口的House 与Techno 唱片，同时包括锐舞所蕴含的巨大的野性，在复杂的废弃工厂中举办的非法派对。尤其是摇头丸，那是一种可以用来欢乐与共享欢乐的毒品，这成为了“Acid House”的助燃剂。在英国这片土地上蕴含的能量传播至各地，同性恋群体与异性恋群体共享着一种全新的装扮方式，Mark Moore 这样描述道，他作为一名明星DJ 的同时也是S'Express 乐团的制作人。“虽然地下俱乐部里最早充斥着精英与装腔作势的人”，他回忆道“但是Acid House 的流行带来了宽松的牛仔裤、不成形的T恤、帽子、脖子上的口哨与遍布舞池的笑脸”。这让那些爱显摆的人屈膝投降。那些面部高潮的人最早是互相拥抱，而后有些人进入了神秘的精神错乱状态，开始阅读佛陀的生活，在脖子上戴着水晶。每个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摒弃所有，吸毒跳舞。
2000年代开始，一种治疗HIV的有效治疗手段问世，House 与Techno 逐渐扩散至主流市场——异性恋与白人文化当中，逐渐抛弃甚至是完全忘记了其少数群体、少数族裔、性流动的文化根源。在纽约由于ketamine（氯胺酮）的消费文化逐渐夯实了House 音乐，同志夜生活也随着几家俱乐部的关门逐渐结束。伦敦在诸如Trade 这样的派对出现之后也逐渐忘记了它本身。柏林墙之后的柏林在2000年代成为了俱乐部文化的标杆城市。Ibiza（依维萨岛）将自身建立为最棒的电子音乐度假胜地，法国印记也在巴黎展露着自身的魅力。这种从地下搬至地上的行为让电子音乐变得更加专业，同时也忽视了其自身的激进属性，将其自身打造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逐渐忘记了非裔美国人、LGBTQI+群体为它的诞生以及成功所做出的贡献。
Une repolitisation du clubbing
俱乐部的再政治化
也许是基于对回忆的渴望，无形之中LGBTQI+社群内部某种 治话语再度回归，它开始拥抱过去十年间酷儿俱乐部文化中的激进主义根源，谴责当下俱乐部场景中的厌女症，以及曾经俱乐部中为LGBTQI+艺术家们保留的包容，如今社会多样性的严重缺乏。这样的场景下出现了美国DJ团体Honey Soundsystem，英国的像是Horse Meat Disco，德国的Discodromo，洛杉矶的派对组织A Club Called Rhonda，底特律的Macho City，巴黎的Péripate 以及House of Moda，柏林的Cocktail d' Amore。LGBTQI+群体正在重造迪斯科年代诞生的safe space（安全空间）的概念，正如非二元性别DJ兼制作人Planningtorock 所说：“重建这样的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不总是白人与顺直人的地方，也是酷儿为酷儿打造的地方。这些场所很有必要被解放，你并不需要资质去俱乐部跳舞享受音乐了。这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场所，因为这里可以吸引各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与经验的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有必要去再政治化这个地方。”
一个当下的例子，当然没有奥兰多枪击案那么戏剧化，但是能很好地印证Planningtorock 的话。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像是the Bassiani club 或是the Café Gallery 的场地，直到现在还是“安全空间”的完美佐证，那里既享乐又激进，这完全受到柏林电子乐场景的影响，全部的年轻人不论顺直还是同志，都在寻找自由和Techno。2018年5月，警方奉专制主义的命令关停了活动并逮捕了60余人。然而政府并没想道这次抓捕行动引发了4000余人在格鲁吉亚议会大楼前的抗议示威，其图像在欧洲社交媒体上被传播，这场以“We dance together, we fight together 我们一同跳舞，一同战斗”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很好地概括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