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 Coop-Phane, Demain BerlinFinitube, Le Bouscat, 2013 手臂迂回摇摆，就像在空白风景中赛跑，这样的耐力比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他偷偷买的摇头丸在帮他坚持在比赛中，但时间有时会粘黏在皮肤表面。时间流逝，转眼间就是周日一早。当我们醒来时，已经在考虑吃什么了。出去为爱的女孩买一个可颂。Armand 很孤独，但是大家都包围着他。透过人群的力量，他脸上的重量不见了。他很孤独，所以他去舞蹈。Brieuc Le Meur, Deux mondes : panic in BerghainBrieuc Le Meur, 双面世界：惊慌 Berghain 时间似乎总是在早晨才会被记录，但也已经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而且仍属于黎明。一种无限次的重生持续地延伸着。在一次意外下进入了意识中，通过攀爬并挣扎对抗着身体的解放，对抗它的极限，终于到达了一个安稳的高原上，我们在头脑中拍摄了意识的照片。但我们知道这张照片上，鲜有留下那令人窒息的欢愉，我们拥抱着两三个见证者。为了被这种感觉控制，我们微笑，我们轻柔地旋转，表明着我们可以在那刻暂停狂妄；否则在这个临时社群中，社会生活就没能够被有效地过滤。NOMADISME, RÊVES D'ICI ET D'AILLEURS
电子音乐一直以来都对遥远的目的地进行着展望，节日气氛和应许之地。从最初开始，锐舞宠儿们就离开伦敦的核心区域，离开曼彻斯特、巴黎或是柏林前往Ibiza 伊维萨岛的海滩和露天俱乐部，Goa 果阿邦的丛林中和印度洋海岸边，在Negev 内盖夫沙滩和Crimean 克里米亚核电站未建成的施工工地中心。然而和节庆度假相反地，也有一种不那么奇艺但却更激进的游牧主义的例子，他们通过搬运音响系统和免费派对的形式实现，这可以追溯到在90年代早期的英格兰。在那时大型私密锐舞接纳了抗议棚屋居住人口和游牧者行动，聚集起来的群体很快被撒切尔势力逐出了国门。其中最知名的是来自1994年的欧洲艺术组织Spiral Tribe，首先在法国发起了围绕许多派对和声音系统的大型活动。许多人因此过上了一种游牧型的生活。
Quand les femmes revendiquent leur place au sein de la musique électronique那些女机器人们
当女性在电子音乐场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000年末以来，电子音乐日益取得成功，如今甚至获得广泛地欢迎。这同时鼓励了许多女性投身于电子音乐创作，DJ和声音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虽然他们中一些人并没能从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流行、Techno 和实验的边界中探索了一条更加个人化的路线，个人经历与风格基础的融合使其催生出一种审美和科技的创新路线。这种创新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伴随着着女性在音乐领域不够具有代表性的认识，以及她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一种动力鼓励了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参与了团结一致的启蒙文化教育行动，以打破他们自身的孤立属性。一场呼应女权主义以及更普遍性别问题的运动应运而生，这撼动了几年后直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当代艺术、新媒体、摇滚与流行文化。
近期世界各地出现了众多行动主义，培训与互助的风潮（包括辩论、网页、汇编集合、集体与节庆活动的组织），旨在团结女性音乐家并帮助新的年轻人。作曲家Antve Greie-Ripatti（也称AGF）曾说过，这种行动是一个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可以描述为女权和联合网络，即是全球性的同时是千变万化的，它像是一种很远的守卫力量在边缘影响着当下的流行音乐。这种新的女权主义被年轻的DJ的艺术成就以及社会意义的成功所激发出来，这其中有Nina Kraviz、Charlotte de Witte、Maya Janes Coles 或是Lena Willikens 等人的贡献，当然还有像是Holly Herndon、Helena Hauff、Steffi、Planningtorock、Laurel Halo 或是Deena Abdelwahed 这样的作曲家的创新观点，例如Miss Kittin、Chloé、Jennifer Cardini、Maud Geffray、Ellen Allen 以及Cassy 这样的艺人。当然不要忘记1960年代至80年代历史人物的努力，无论她们是否已经离开了我们，例如Delia Derbyshire、Daphne Oram、Pauline Oliveros…… 或是仍然活跃于当下Cosey Fanni Tutti、 Gudrun Gut、Éliane Radigue、Suzanne Ciani。
另一种更深远的方式，这场无名的、充满变化的国际运动可以让人想起曾经 Riot Grrrls 的风潮，在1990年初成功地在后朋与垃圾摇滚风格中引入了新的女性形象与状态，她们中有L7、Bikini Kill 或是Sleater-Kinney 等团体。她们在歌曲文本中传达着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容，同时以宣言与粉丝杂志甚至更加激进的教育行动出现。在赛博女权运动的星云中，要加强研究女权主义、性别与科技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特别是要透过互联网以及一线互联网艺术作品进行传达。 围绕性别歧视、厌女症以及女性在音乐界的地位等话题的争论从2015年开始就在媒体上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且围绕着Björk 比约克展开。在记者Jessica Hopper 对她的长篇采访中，她多次谈及她作为作曲家感受到缺乏认可，这篇关于她的专辑《Vulnicura》发布的采访被发布在著名网络媒体Pitchfork 上。据比约克所说，即使她的大部分作品的作曲和节奏编写都来源于自己，但她的音乐似乎仍被媒体归因于她的男性合作者，比如Arca、Matmos 或Mark Bell，他们都是有创新性与实验性的知名艺术家。这篇文章的标题“Invisible Woman 隐身的女性”，总结了这种沦为透明的感觉，藐视甚至是剥夺那种女性的感觉，特别是来自于电子音乐领域的女性。在这个平行宇宙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的仍是科技（一些具有男性化气质的词语）。 正是这样一篇文章启发了“Visibility”的创立，该博客旨在为这些阴影中的女性和隐形的女性角色提供知名度，该博客也于2019年在“ELECTRO”展览之际再度推出。通过邀请作曲家、音乐人、声音设计师以及印象工程师在他们工作期间，在录音室中拍下他们的机器以及乐器。女诗人兼电子音乐作曲家AGF在这个想法的倡议下，提出了这个让女性形象能被看见的简单方式。这是一个扭转现实表现与女性形象之间表现形式的问题（但实际上，过去作曲家并不欣赏这样的肖像表现形式），这证明了该女性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同时能让她们意识到她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孤独。AGF 还在国际妇女节期间上线了相关Tumblr 页面，提高展览策展人、程序员、记者、唱片厂牌以及旗下艺术家对该话题的认识，鼓励他们反思少数群体的平权以及被看见程度的问题，种族以及性别。“我对Visibility博客的成功表示惊讶，甚至有些感动。几周内的时间里，三百多张女性图像出现在我的屏幕上时，我好像看到了柏林墙第二次倒塌。再加上Female Pressure 网站上的数据，我感觉这些活动已经在程序员当中产生了影响。但是，我并不期待线下活动与线上能实现完美的平等。数字对我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多元与代表的形象。总的来说，必须消灭白男（笑），或是能更好地分配他们所处的位置。” Female Pressure 网站在2015年做过一项研究，分析男性与女性艺术家在全球音乐节中的比例，结论是男性垄断了82%以上的表演项目。AGF继续说道：“当我于1993年开始我的事业之后，我只知道一两个音乐家和我在同一平行宇宙工作。但如今我知道大概一百多个。女性作曲家的比例近年来大幅度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音乐节和文化中心的项目中缺乏平等感到震惊，在涉及公共资金的分配上更是如此。” 在Wire 杂志的网站上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Ali Bliss 断言大部分的电子音乐与实验音乐的工作者，毫无疑问是由男性组成的。但是在博客以及类似Soundcloud 那样的平台上发现的数据则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数字音乐节与音乐会上出演的人数相比差距甚远。
女性群体如何应对这个似乎让她们与艺术场景保持距离的无形天花板呢？她们通过网络和互助系统实现这一点，尽管她们中许多人发现长期以来很难有加入这些集体的冲动，或者更简单地说，她们想要突出的是她们的才能而非她们的性别。自2010年代早期，许多行动开始出现。Les Femmes s'en mêlent 是一个始于1997年的法国音乐节，音乐节融合了流行、电子、灵魂乐与民谣音乐；Female Pressure 始于2013年的柏林发起的Female Perspectives on Electronic Music and Digital Arts（电子音乐与数字艺术中的女性观点），超过三十位女性作曲家、DJ 与VJ，围绕晚会，研讨会与装置艺术等形式。到了2015年，同样是在柏林，同一个团体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活动，名为“Heroines of Sound 声音的女主角”，先驱者与年轻的新人在活动中结识，这场浩大的活动由放映、辩论、展览与音乐会一同组成。Female Pressure 不只是唯一一个表现出行动主义的组织，更多的组织例如Feminatronic、Feminist Music Geek、Her Beats、Femgeeks、Electronic Ladiez、Discwoman、Junglistic Sistaz 等网站，Femmecult 或Bitch Media 等网络杂志，还有许多不能不提起的其他形式，例如广播节目、网页、集体，有时是非正式或结构化的，如Women's Audio Mission 女性声音计划或Women's Beat League 女性节拍联盟，它们发起了针对最年轻和最弱势群体的培训以及教育活动。 电子音乐在战后世界开始涌现一些先驱人物，但从1960年代开始更多地出现，我们联想起Bebe Barron、Delia Derbyshire、Daphne Oram、Laurie Spiegel、Alice Shields、Beatriz Ferreyra 以及 Daria Semegen。尽管如此，近年来这些人物才得到认可，被正确地重新认识，再度发掘和介绍给大众。这要归功于年轻的学者Anglo-Saxon 的贡献，然后是某些唱片厂牌的重制发行。最终还要感谢对书籍和历史记载中鲜有出现的女性形象感兴趣的记者。2010年起，这种再发掘的行动数量有所提升，通过文章（特别是透过网络）的形式，电子音乐的流行程度得以提升，年轻女性作曲家透过同样身份的女性标杆人物激励了她们。 意大利的性别理论学生与音乐人Magda Redaelli，于2015年发布了一篇文章登载于Soft Revolution Zine 网站，该论坛旨在正视女性在当下场景中的历史地位。“这种对当事人过世后的排挤式叙述有两种影响：它鼓励了技术发展的男子气概观点，并使我们无法跟随女性的魅力。女性标杆人物的缺失无法鼓励年轻的少女安全且自信地从事目前仍然（错误地）隐含着被认为是男性领域工作。” “我坚信有必要去讲另一个故事，”AGF继续讲道。“在大多数其他艺术类活动中，包括造型艺术还是建筑或诗歌领域，男性都有他们的榜样人物。但这对女性来说还是很新鲜的！就我来说，我为法国作曲家Éliane Radigue的社会认同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2006年为她授予 Ars Electronica Prize 林兹电子艺术奖。然而这种修正行为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不断战斗和武装起来。但这十年来，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乐团Atari Teenage Riot 的成员音乐家Nic Endo 近期接受的采访，她提到Delia Derbyshire 在她的世界中扮演了比Kraftwerk 发电站乐团更重要的位置，但在十年前Delia 还不被大众所知。我觉得那很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成功地将年长的女性角色带到大众视野中。更重要的是，60岁、70岁、80岁以上的人已经到了音乐产业中‘不酷’的年龄，她们可以继续工作、登台演出或传授知识。所以1932年出生的Éliane Radigue，对我和许多我的同僚来说，只是一个原始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