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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 de Kraftwerk à Daft Punk(24) - ÊTRE COLLECTIF
UTOPIES
2010年代是艺术家团体爆炸式增长的年代。音乐家、DJ、平面设计师、摄影师、舞蹈家、业余爱好者…… 他们聚集在一起将自己的热情注入到主流文化触及不到的区域中。这些团体将这种场景的病毒式传播风潮再度引爆。在原本已经完全成熟的市场中越来越受到追捧的同时，还是遇到了这个时代的某种困难，因为这意味着选择与妥协的时候到了。 这些来自法国的跳舞力量，他们是多样性乌托邦存在的稳定因素；他们是反主流文化中的Stakhanovists 斯达汉诺夫主义者；他们是燃烧着的；他们是热爱的；他们是团结的集体。与他们的非化石能源产生连接是十分有必要的。他们中有Chant De La Machine (CDLM)、Cracki、Otto10、Alter Paname、Soukmachines、Collectif MU、BFDM、Drøm、La Dynamiterie、Positive Education、Possession、La Mamie's、Fée Croquer、Midi Deux、Forgive Us、Noises de la Passion、Microclimat、Le Pas-Sage、75021.….等团体。我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列在下面，因为这些团体会不停地出现，重新与Techno 的乌托邦基石连接起来：自由、平等、匿名化、共生。跟随一些2000年代以来少数的先锋者，先有Dimuschi，再有Die Nacht，他们正在扩大整个运动的领域。各行各业的艺术家、组织者、精神参与者、志愿者用他们的双手建造着属于他们梦想中的庆典。他们想要各式各样的派对，发明各式各样古怪的主题，最终成为进步主义的万事通。从音乐到交流与听众管理的艺术，他们掌握了几乎全部能让俱乐部内部的四堵墙更让人兴奋且繁复的方式，让夜晚更容易到达。进入酒吧的价格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也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随着活动在室内或是在树林中、黑夜或白天、沉重的Techno或是闪亮的Disco的区别，活动欢愉的方式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用计算他们花在气氛或是装饰上的时间，他们声称观众不只是消费者，而参观者。打造空间是一种创作并且起到了团结社群的作用。如果以前那种必须像是“寻宝”一样参加的秘密锐舞派对不再流行了，如今你必须善用社交媒体并且关注那些通过特定群体合作传播的某种流言，而不是某种传单或是海报。派对地址某些时候会在最后一刻通过电子邮件或是短信的方式告知参与人。通过有选择的内部联系可以确保自行决定的自由，同时避免过度的自由。直到做到秘密地让公众加入到一个完全噤声的小群体中间，然后让他们在舞池当中即兴发挥。 事物重新开始总是起于新的起点，游荡四处的活动组织者有时会从头到脚完全改变形态，并找到一个能够轻松参与的方式，总是能确保给公众一个惊喜，这是属于活动组织者的圣杯。因此他们有必要探索意料之外的游乐场，这些通常也在“合法”的边缘试探：废弃的仓库、空屋、地下墓穴、高速公路桥梁下，亦或是在露天、已经被占据的公共空间中。例如令人意外的Cracki Summer Salons 夏日沙龙、Unsold Family 举办的Buttes on Air、Microclimat 举办的乡村派对。核心价值是：让大众感到惊叹，让他们走出舒适区。通过改变布景让他们有一个全新的体验，超越音乐本身，旨在让每个人都能在排队之外卸下他们的日常工服和社交面具，最终达成一个政治理念：派对之内人人平等。 这种新鲜感能够被灌输至集体当中，是因为乌托邦主义和实用主义混合在了一起。年轻人们通常从事的专业活动与这种节日活动不同，在这他们能够在宽容与非法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品尝到一口禁忌的滋味。但1990年代锐舞所遭受的某种正面镇压仍然在酝酿之中：安全委员会的吹毛求疵、当局已经批准后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的派对、 对设备的没收与对组织者的拘留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如今的活动组织者试着接受规则的存在，尽他们的所能转移并掌握一种如何在ERP规定中斡旋的技巧（ERP = Établissement Recevant du Public 面对公众开放的场合），学会一种防止警方投资这些场地的艺术手段与方式。 Pardonnez-Nous 艺术团体有一个邪恶的宣言：“Pardonnez-nous（原谅我们）为自由且反叛而庆祝。” 这种团体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如今已变成一种正常现象。90年代逍遥法外的锐舞孩子们（比如开创性的Rave Age, Mozinor 和Cosmos Factory）与70年代的享乐主义俱乐部，他们现如今变为现代的俱乐部，为本土艺术家敞开大门开放舞池，各地来的观众在这里成为他们的追随者。这两种形式其内在逻辑有些自相矛盾，以至于不知道在哪个立足点上对其进行抵制。建筑之外的另类派对与商业派对，他们共筑了源源不断的话题与活力。一场成熟的运动不能永远完全地隐匿于地下，它推动着城市的公权力与活动组织者依据经验，在公众领域的活跃度上或是对公众领域的割据中不断地驯化彼此。民选官员只能通过这些组织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反过来将他们自己再投入于精心策划的合作游戏当中。一些音乐节组织者拥有他们自己的在线商店（Cracki 与La Mamie 在Carrières-sur-Seine 的Macki Music Festival 音乐节，或是在Saint-Étienne 的Positive Education 音乐节），另外一些则在社区范围内持续整个暑期之久（Soukmachines 与 port de loisirs de Bobigny）当他们不再需要向场地老板租借场地的时候 - 通常在SNCF - 他们很乐意接纳这种流动的能量来留存他们的文化遗产。（the Collectif MU / La Station - Gare des Mines d'Aubervilliers 同时也是Berlinons Paris、Soukmachines、Halle Papin的活动举办地）。 在持续而微妙的交流中，游荡的鬼魂们被拯救并且被规范化了。有些人还是对此保持警惕，他们提防被组织者规范化的同时为荒地的繁荣和建筑工地买单。在团结的力量下，一个名为SOCLE（Syndicat des organisateurs culturels libres et engagés 自由与承诺文化组织者联盟）的组织成立了，大约由20名成员组成其核心成员，25名观察者环绕在核心周围，他们绝对是法国文化岛屿的中坚力量。这个组织的思想是为了保护他们文化中的差异、独创性以及独立性，同时在法律和技术层面上加强自身能力，并与当局建立可行的对话机制，这种方式看上去是一种必然的发展顺序。在“专业性“自带的诱惑光环以及该文化属性本身的自由定位之间，始终保持其本身永恒不变很困难，因为它的边缘始终在改变。 在年轻时，人不具备荣誉与事业，我们所处边缘而非超越边缘，集体是数字文化中肉体欢愉最后的先驱者，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微观的个体能够抵抗个人主义的胜利。他们的理想主义试图让温暖的岛屿存在于对岸，将人置于机器之中，重新建立孤立且松散的社会纽带。他们或许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最后一片庆典之地，创造了短暂的诗的泡沫，这与美国作家Hakim Bey 提出的TAZ（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理论十分接近。Hakim Bey 曾于1991年对派对的商品化做出过回应：“我们出现了一种派对文化，作为我们日常闲憩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对此保持冷漠甚至予以忽视。‘为派对权利而战’不是对激进斗争的模仿，而是适合某个年龄阶段的一种类似于电视与电话的存在，‘接触外界’其他人的方式[...]。聚会的本质是面对面接触：一群人努力满足着彼此的欲望[...]，创作一件朴实的作品，或者说是寻求幸福！”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美国自由主义节日火人节（Burning Man）被其创造的组织 Cacophony Society 视为是对Hakim Bey 提出的TAZ 的一种实践行为，尽管其目前的形式还有争议。但是在勘探这片隐蔽的文化绿洲之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仍只能透过几次不稳定的爆发，根据一种非常当下的方式进行勘探。同时我们继续在夜晚将自身吞噬在其中，并从灰烬中重生，这就是我们所珍视和需要被保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