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h and their Social Spaces 年轻人和他们的社交空间
Furry Dice, Bodykits and Turbos: Cars on Youth Culture
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国家背景下将汽车和俱乐部进行类比，是因为美国政府严格执行21岁的法定饮酒年龄，所以汽车成为了青年休闲活动中的重要核心。相反在英国，18岁饮酒年龄的规定很少严格执行，部分原因是英国立法者无需担心发生类似的道路交通事故。因此，到了在美国能合法去俱乐部的年龄，英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失去对这种活动的兴趣。
正如英国青年很少能够享受到汽车这种“离家之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在家中的个人空间也较少。英国的生活水平较低，人口密度较高。即使家庭规模变小，过度拥挤仍然很常见。此外由于青年平均工资下降，以及参加教培机构的人数增加，更多的年轻人不得不推迟“离家”[cf. Smith 1992]。校园（包括宿舍、学生会、休息室、餐厅和其他半公共空间）虽说是很大一部分拥有特权的美国人的文化中心，但它对英国人来说可及性较低。虽然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但大多数新建大学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园，也无力提供专供学生使用的空间。
不仅空间上受限，英国家庭平均享受到的电话所提供的泛化虚拟社交空间也较少。英国青年很少有自己的电话分机，更别提电话线（在美国，这已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常态），没有这种隐私，电话的社交用途就受限。此外，由于传统上本地电话按分钟计费，与朋友长时间通话的社交生活对除最富裕阶层之外的普通人来说成本过高。因此年轻人的外拨电话往往受到父母的严格限制[cf. Silverstone; Morley, 1990]。
青年通常使用与众不同的时间管理策略来寻求摆脱“家庭暴政”的独立性[cf. Douglas 1991]。时间同步对于家庭的秩序和整合至关重要。因此，英国青年经常采用“反社会”的时间规划策略，比如制定时间表，晚睡早起以避免父母的审查和控制。许多青年厌恶家庭生活。因此，青年参与观看电视节目比任何其他年龄段都少，和新生儿一样[cf. BBC Broadcasting Research 1990]。同时，青年观众的电视节目安排也遵循这种非同步的逻辑。许多面向青年的节目在黄金时段之前和之后安排，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只有一个电视的家庭中青年得以独自观看，而且青年很可能在晚间外出。事实上，青年不在家这一点使得像MTV欧洲这样的卫星电视服务提出了应该将收视率考虑到在酒吧和咖啡馆等地的户外观看范畴内，他们试图向潜在广告商推销这一点，称之为“户外观看因素”[cf. Broadcast 1993.5.14]。
英国青年在街上呆着的时间很长。年轻人经常在夜间聚集在酒吧和俱乐部外，以及公共交通枢纽周围。由于深夜公交车不定时发车，通常从城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出发，因此在公交车站台上会形成一个场景，售卖摊贩向年轻人出售热狗，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也会受到警察、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的监视。英国青年长期以来在街上进食，因为主干道上更容易找到炸鱼薯条和烤肉串外卖店，而不是坐着的快餐厅。这也与空间成本高昂有关，户外购物也是一种常态。面向青年的购物街（如Carnaby Street 和一部分King’s Road）和周末服装市场（如Camden Town，被称为欧洲最大的露天市场）是亚文化青年大量聚集的地方。但有限的营业时间意味着这些地方只在白天开放。反观美国青年文化形成最重要的室内商场在英国却相对较少。此外大多数商场在下午5点30分就关闭了，因此对英国青年文化的影响较小。
年轻群体比任何一个群体去看电影的次数都多，但电影并没成为英国青年独特文化的核心[cf. Docherty et al. 1987]。Jon Lewis认为电影是“青年主要的大众传媒话语”，并将摇滚乐视为“相关叙事”[cf. Lewis 1992]。这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青年文化中是对的，但90年代肯定不是这样。电影是一个重要的娱乐选择，但它很少能够超越青年的风格与品味，以及屏幕之外的活动。在美国，电影可能更加核心于青年文化，因为看电影的比例更高，其次好莱坞描绘了美国青年[cf. Austin 1989]。然而，英国电影工业产量远远不及美国，它更注重文学改编、历史和“艺术”电影，而不是“青春影片”，因此描绘英国青年的情况十分稀少且通常是在历史背景下的（例如《Absolute Beginners 初生之犊》和《Young Soul Rebels 年轻的心，叛逆的心》）。
事实上，大多数英国青年生活最接近的文化形式是音乐，青年亚文化往往是音乐亚文化。青年购买的CD和磁带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们也更多地聆听唱片。青年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音乐电视，而年轻男性杂志主要是音乐杂志。青年的休闲和身份定义往往围绕着音乐展开。市场研究反复发现，“刚刚成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与同龄人保持时尚音乐潮流接轨的压力，这是他们积极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参加音乐会、舞会、酒吧、俱乐部和狂欢派对”[Mintel, 1993]。
青年填充虚拟和实际空间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用音乐来填满。音墙被用来阻隔家庭和室友的嘈杂声，用唱片和收音机隔离卧室私人空间，甚至是用音乐播放器比如Walkman隔离“大脑空间”。Walkman通常使佩戴者感到有权力和自主性，通过切断不需要的交流并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cf. Hosokawa 1984]。因此，便携式个人音乐播放器主要是年轻人使用：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40％，20-24岁的年轻人中有22％使用Walkman，而35岁以上的人中只有5％使用[Mintel, 1993]。
成年人可以通过播放他们不喜欢的音乐来赶走年轻人。为了阻止青少年在他们的商店附近闲逛，美国7-Eleven连锁店开始在店外的扬声器中播放“轻音乐”。他们尝试了许多策略，发现这种方法最为有效。一位女发言人说：“效果非常好，孩子们发现靠近这种电梯音乐是不酷的” [卫报, 1990.8.27]。青年往往有专门的音乐品味，对嘻哈、独立音乐或硬核舞曲有强烈的偏好。不满三分之一的15至24岁青年表示他们真的喜欢“流行音乐”，这并不奇怪，因为流行音乐在8至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音乐流派中呈压倒性趋势[Euromonitor, 1989]。
由于结识朋友是年轻人休闲活动的主要动机，因此共同聆听仍是重要因素。英国青年亚文化从前可能是以“现场”音乐活动作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虽然某些类型的音乐中“现场音乐”活动仍然繁荣，但自朋克风潮以来，越来越多的英国青年文化生活开始围绕唱片而非表演展开。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在下一章中会有详细介绍。在这里只需说，长期以来“现场音乐”的衰落和跟随唱片跳舞，再到锐舞等多种形式的迪斯科舞厅缓慢兴起，致使大多数英国音乐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唱片文化。
与酒吧相比，舞厅的吸引力尤为显著。尽管年轻人去酒吧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但酒吧并没有像舞厅和锐舞派对那样积累起相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重要性[cf. Mintel 1990]，原因有很多。首先，有一个简单的法律规定：自1953年以来，拥有一定规格的舞池一直是获得音乐和跳舞合法许可证最廉价且可靠的方式，这使场所有资格获得晚间酒类许可证。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酒吧在晚上11点关闭，在苏格兰舞厅是少数在酒吧午夜关闭后仍然开放的场所之一。
酒精是跳舞文化中最常用的迷幻剂，仅仅因为它是合法的、易得且廉价的。然而，“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和可卡因长期以来就是舞厅药物的代表，而摇头丸（药用的MDMA，但通常是安非他命和LSD的混合物）则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锐舞派对场景的典型毒品。研究表明，许多Clubber 通常是多毒品使用者，在舞厅和锐舞派对之外往往避免使用大麻以外的毒品[cf. Newcombe 1992]。与Jock Young 在六十年代末分析的嬉皮文化类似，似乎Clubber 使用合法药物如酒精来“象征着成年身份的实现”，而非法药物则用于表示对成人文化的拒绝 [Young, 1971]。
俱乐部比酒吧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酒吧与在地场景相连，并倾向于使用温馨的家居装潢（大多是维多利亚式家居）。俱乐部提供了一个超凡世界的环境供人逃避现实；它们充当着内部避风港，具有强烈的存在感，以至于顾客会忘记时间与空间，有时甚至坠入到脑内幻想的世界跳舞村落之中。俱乐部通过高音乐声、分散注意力的室内装修与灯光效果来实现这样的效果。英国俱乐部都鲜有窗户可以向内或向外窥探。经典俱乐部布置通常有曲折的长廊，其中穿插着一系列门槛，将内与外、私人与公共、跳舞放纵与学校、工作和家庭的常规分隔开。
事实上，舞厅带来的“解放”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下舞池文化最常见的论点是它赋予了女性权力[cf. Blum 1966, Rust 1969, McRobbie 1984, Griffiths 1988, Gotfrit 1988]。但这些研究往往混淆了迪斯科舞厅环境中所培育的自由感与实质性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关于舞厅和锐舞派对的年轻话语本身就促进了这种混淆。舞曲的歌词从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等政治人物的演讲中汲取灵感，并由女性歌手演唱“I got the power 我有权力”和“I feel free 我觉得自由”，这模糊了情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界限。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唱片往往在这些观念的曲目之间过渡：鼓励听众“让音乐掌控他们”或暗示他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完全兴奋”。
俱乐部相比酒吧更受青睐的第三个原因是，酒吧往往跨越年龄和风格的界限，而俱乐部则仅针对年轻人，并通过频繁更换音乐播放列表、装饰和名称来紧跟时尚潮流。它们的适应性得益于“俱乐部”和“场地”之间的区别，俱乐部只在一周的某个晚上运营，而“场地”则是拥有合法许可证的建筑空间。通过这些方式，“场地”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时尚潮流，避免与任何特定场景产生联系，以延长它们的寿命并放缓频繁且昂贵的翻新。
当锐舞派对将俱乐部从传统的跳舞场所搬到废弃的仓库、飞机机库、市政游泳池和农田帐篷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禁忌和不可预测的场所感。一位俱乐部和锐舞派对组织者解释了他所认为的区别：
锐舞派对和俱乐部之间的区别就像是一个没有人去的度假胜地——你发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然后五年后回去发现沿着海滩建起了二十五座高层酒店。锐舞派对探索新的领域，而俱乐部则是一直在老套与可预测的场所。[Leo Paskin采访, 1993.3.19]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俱乐部还方便相似品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是音乐、服装还是性取向。相比酒吧，俱乐部的覆盖范围更广，人口统计样本更狭窄，而且品味方面更专一。通过传单、活动列表、电话和海报，俱乐部组织者旨在于特定的夜晚将特定的人群带到指定的场所。因此，俱乐部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预先分类和预先选择的。有时保安限制入场只是最后手段。如果关于俱乐部和音乐品味信息无法将人群分隔开来，保安人员将通过拒绝“不属于这里的人”入场来确保这些半私密的公共空间的性质。
这种制度可以说是俱乐部能提供的社交和谐体验的先决条件，即归属感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感受。换句话说，尽管一些Clubber 对于组织、构建和限制人群的规定抱怨不已，但这种做法无疑是他们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所在。此外，歧视性的入场政策实际上被许多地方政府推荐作为某种人群控制手段（如果俱乐部想要保有许可证，他们需要遵守这些建议）。例如现已废止的左翼大伦敦市政府，是为迪斯科舞厅发布行为准则的为数不多的地方政府之一。尽管这些准则已经过时，但由于其明确性，还是值得引用：
进入迪斯科舞厅的顾客类型决定了场内行为规范和发生暴力的指数。持牌经营者应该对他们希望在场内看到的人有明确的政策。应采取措施排除任何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管理层可以拒绝任何人的入场，无需解释。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就不应该入场。
管理层应该对以下事项有明确的政策：
1. 允许的着装类型。
2. 在门口对人进行搜查。
3. 是否应该保持性别平衡。
4. 如何排除醉酒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
5. 是否保留被禁止入场的人员名单。
6. 入场结束时间。
7. 是否采取价格政策，以阻止在舞会快结束时从其他地方前来的人。
8. 是否设定最低入场年龄。
[GLC 1979]